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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ts News
第三次中文運動 - 星島日報 (14-04-2014)
14/04/2014
E07 | 文化廊 | 名筆論語 | By 陳智德

我們對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認識,與對香港歷史和文學的認識,同樣與主流教育無關,而是源於自發的閱讀,我之所以把四者相提並論,是由於過去通過自發閱讀而認識歷史的過程中,了解到這四者本就互相關聯。

文:陳智德

部分圖片:星島圖片庫

  我最初讀到香港學運的歷史,是源於對香港文學的興趣,研讀下去,發掘香港文學資料的同時,也讀到不少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史料,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《中國學生周報》、《盤古》、《七○年代雙週刊》、《大拇指》等刊物,除了文學作品,也刊登不少有關「保衞釣魚台運動」、「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」、「艇戶事件」和「金禧事件」的報道以至相關文學作品。

我們就這樣在教育建制以外,通過香港文學認識香港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歷史,閱讀更多相關資料後,又回頭豐富了對香港文學的認識。二○○○年我訪問鄧阿藍時,特別問及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參與工人運動的情形,他告訴我,他是「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工人學生聯盟」(簡稱「工學聯盟」)的成員。

潛移默化的工作

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的「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」,在香港學運史上稱為「第一次中文運動」,針對殖民地政府長期以來在法例和教育等層面,貶低中文的地位,形成整個社會「重英輕中」趨勢,青年學生及其他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不合理的,呼籲改革法例和教育,發起大規模的運動,包括公開論壇、發表聲明、告全港市民書、簽名運動,以至杯葛市政局選舉等,最後使港府於一九七一年通過委員會發表的報告,提出承認中文的法定地位。

「第一次中文運動」本具反殖意味,針對殖民主義引起的不公義語文現象,港府後來逐漸承認中文的法定地位,但重英輕中的教育作為殖民主義的另一核心,未有絲毫動搖,港府一九七八年發表的《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》,再次引發公眾對重英輕中教育的不滿,學界成立「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」,提出母語教學、針對重英輕中現象,是為「第二次中文運動」。

這運動本由大學生發起,得到教育界和文藝界廣泛迴響,例如當年由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學生會合辦的《青年文學獎》,舉辦各種活動呼應。作家如司馬長風、小思、張君默、王亭之(談錫永)、岑逸飛等等亦於報章專欄談論相關話題,形成很熱烈的共同關注中文教育和文學寫作的氣氛。中文運動的組織者於一九七九年創辦《中運報》,同時由中大和港大學生會成立「中運中學生組」,一九七九年創辦《中鳴》。我家裏保留多份一九八三年出版的《中鳴》,是我讀初中時通過校內的中文學會而獲得的,內容包括書評、作家介紹、社運報道、《青年文學獎》得獎作品選輯、「中運中學生組」訊息等,印象非常深刻。

大勢所趨難改變

文化和教育都是潛移默化的工作,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兩次中文運動,也許未有真正改變重英輕中的教育建制,因為文化理念總敵不過人們實際和利益考慮時的選擇,但文化理念一旦成形,便會比實際考慮更有生命力,如果它夠堅定,最終會達致對實際和利益的超越。香港的文化、文學和社會運動,實也見證,一切理念的超越,總來自民間潛移默化的推動。

今天重提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,不純粹談論歷史舊事,而是希望這歷史能對目前的「普教中」問題和粵語運動有所呼應和提供參考。香港長年以來奉行以粵語讀寫中文的嶺南語文教育,建立「言文分途」的書面語讀寫能力,既能與以北方白話為基礎的現代規範漢語溝通、接軌,也形成吸收嶺南口語古風的香港中文書面語,這不但作為一種中文教育傳統而得到珍視,更是香港過去得以超越殖民主義的分化和矮化政策的重要工具,而二千年代以來香港學生語文水準下降,本是閱讀風氣不足和互聯網使用習慣的全球性影響,不是中文教育本身的問題,故從文化和教育上考量的話,毋須也不應放棄傳統上粵語讀寫中文教育而改用「普通話教中文」,香港學生仍必須學好普通話,但如昔日般設「普通話」科便可,甚至可再加強,香港學生需要更多的普通話老師,加強與中國內地交流溝通的能力,但實在不必要用普通話「教中文」。

「普教中」已於小學廣泛推行,我們都明白這「大勢所趨」式的現實很難改變,這社會如果要從實際和利益設想時,大概不會理會香港的教育傳統,但如果我們肯定文化和教育的理念,它也應該最終超越一切的實際和利益考慮。香港學界由近年「普教中」問題引發帶有深重憂患意識的粵語運動,可說是香港的「第三次中文運動」。

陳智德,筆名陳滅,著有詩集《市場,去死吧》、評論集《解體我城:香港文學1950-

2005》、《愔齋讀書錄》及散文集《抗世詩話》、《地文誌——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》等。二○

一二年獲選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「國際寫作計畫」。